【研学成果】柑橘试验研究是岭南大学抗战时期科研重点

抗战时期，国内诸多高等院校多处患难之境，更有甚者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而作为南中国最高学府的岭南大学，何以会将加强柑橘试验研究作为彼时科研之重点加以推进，此中缘由为何？在加强柑橘试验研究方面，岭南大学又具体实施了哪些重要措施？我们不揣谫陋，搜集相关资料，拟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    柑橘试验研究在全国抗战前便备受岭大关注

全国抗战以前，我国种植柑橘的诸多省份中，唯独广东省的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高，可谓冠绝全国。关于柑橘业对广东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原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李沛文曾撰文道：“统计全省栽植柑橘面积不下二十万亩，（全国）抗战以前每年产量价值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粤民收柑橘之利以资休养生息者约十六万户，老幼一百十二万人。是则柑橘业之盛衰，与夫每年收成之丰歉，其影响于广东之农村经济者至大且巨也。”^［1］

也正是因为柑橘业在彼时广东农业经济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何改善柑橘的品质、提高柑橘的产量，便成为了以岭南大学农学院为首的南中国高等学府农林院系及相关科研人员长期以来汲汲以求的事业目标。这其中，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乔治·高鲁甫（George W.Groff）不仅多次深入云南、广西、越南边陲之地，搜集罕见的柑橘品种加以试验研究，还曾前往泰国挑选适宜广东水土环境的柚类品种加以推广种植。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农学院还在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经济植物征集所，广为搜罗美国、澳洲及国内的柑橘品系，并广泛栽植于岭南大学校园之内，数量不下400余种。一时间，岭南大学所种植的柑橘品种之丰富，国内无与伦比。此外，岭南大学农学院负责主办的《岭南农刊》自创办以来至1937年休刊共出版2卷6期，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柑橘研究的文章。^［2］如1934年的《岭南农刊》“创刊号”就曾刊发了彼时农学院教工陆大京、周家炽合作撰写的《柑橘类疮痂病之研究》，以及时任岭南农院院长古桂芬所摘录的国外研究成果《柑橘疮痂病防治法》。^［3］岭南大学农学院的上述诸多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岭南大学尤其是农学院对于柑橘种植的试验研究颇为用心，当然，这对于潜移默化地培养致力于柑橘研究的专门人才，也是大有裨益。

岭南大学农学院之所以重视柑橘试验研究，大抵也是与岭南大学的教育政策即“向以研究高深学术、培植专门人才为目的”^［4］不无关系。毕竟，柑橘业在广东农业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培养农学专业人才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在学校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对柑橘种植试验研究加以重视，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二、    全国抗战形势促使岭大高度重视柑橘试验研究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应对时局之需要，岭南大学实施了战时教育，对教育政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其中便要求全校师生“负起时代之使命，尽量充实各院系教学与研究内容，提高教育效率，训练人才参加抗战工作及为将来战后建国之用”^［5］。在战时教育政策指引下，岭南大学考虑到抗战建国进程中，农业技术人才一定会是国家、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人才之一。基于此，岭南大学校领导便针对农学院提出如下要求，即农学院三四年级学生“迁往粤北乐昌县办理，以期发展农业教育，同时协助政府从事农村建设”^［6］。学校高层将尚未毕业的高年级农学院学生安置到便于开展农业教学实践的粤北乐昌县，由此可见，彼时岭南大学校领导对于如何提振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农村建设有着极为深远的战略考量，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岭南大学校领导还清醒地意识到“增加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为当前急要之图”^［7］，于是，岭南大学将解决方案投向以柑橘种植改进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改良上，积极寻求社会力量资助，进而大力推动柑橘试验场的设立，以及试验场试验研究工作的有效开展。岭南大学将“增加生产充实抗战力量”的重大期望，寄托于农业生产之改进，应当是考虑到改进农业生产是实现“增加生产充实抗战力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案。而在农业生产改进上聚焦于柑橘繁殖，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在综合考量柑橘种植经济潜力大，经济产量高，以及学校自身农学研究实力的实际情况即“农业生产之改进，素向注重，尤其是柑橘繁殖”^［8］，进而做出合理且稳妥的选择与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岭南大学势必会在日后将科研力量和科研重心向柑橘试验研究方向加以倾斜，进而借助柑橘试验研究，为广东柑橘品种之改良、产量之增加作出重要贡献，以期达到“充实抗战力量”的终极目标。

三、    岭大针对柑橘试验研究采取了多重有力举措

确定了柑橘试验研究乃科研重心以后，岭南大学便针对推动柑橘试验研究采取了如下重大举措：

其一，成立潮安柑橘育种研究室。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包括柑橘种植的农事试验，不能仅限于一地，应要多处设点展开。但在它处开展柑橘试验研究，势必需要试验场地与资金的支撑。但是，苦于经费短缺，岭南大学长久以来迫切期望设立的广东柑橘试验场多年无法落地推行。民国廿六年（1937年）冬季，岭南大学在极度困顿之中，穷尽一切办法终于在潮属产柑中心潮安县成立了柑橘育种研究室，进而于它处启动了柑橘实地试验研究工作。

其二，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其他科研机构以及柑农展开深入合作。柑橘试验研究作为彼时费力费钱且意义重大的前沿科学研究，很难不需要借助多方力量来协作。基于此，岭南大学积极主动地与经济部果品检验监理处、潮汕柑病研究所、以及中国柑橘研究会等机构开展合作交流，共同协力创办潮安柑病虫害防除试验区。同时，岭南大学相关科研人员还主动与柑农携手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试验，为此后撰写翔实的调查记录，提供较为珍贵的原始资料。

其三，主动借助多方力量成立柑橘试验场、扩充试验场地，推动柑橘试验研究走向深入。随着岭南大学在潮安的柑橘试验及推广工作的有效开展，岭南大学相关人员逐渐受到了当地柑农、富绅以及柑橘产销合作社的欢迎。在潮阳富绅郑寿芝与汕头柑橘产销合作社的精诚协助下，岭南大学得以将多年未曾实现的柑橘试验场之期望加以实现，这为继续拓展柑橘试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随着柑橘试验研究的持续推进，现有柑橘试验场规模较小，逐渐无法满足岭南大学柑橘试验研究之需要，为了打破发展瓶颈以期获取丰硕成果，岭南大学又主动向多方力量寻求帮助，即“向广东省政府在南山河田乡附近请领坡地约二千亩，以为高地分场之用”以及“准呈经济部果品检验监理处潮汕柑病研究所交由本场接受”。^［9］这些举措为岭南大学的柑橘试验研究迈向更高的层次，提供了后续动力。

其四，大力培植高级专门人才，注重提升柑橘研究水平。农学院教授李沛文在总结抗战时期岭南大学试验场阶段性工作时说，柑橘问题“千头万绪，若非扩充规模及培植深高专门人才，不易收获显著功效”^［10］。事实上，柑橘试验研究场的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试验场地的足够宽广适宜，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优秀科研人员的持续培植以及足量储备。为了有效解决柑橘试验研究专精人才的培植问题，岭南大学又主动向富绅郑寿芝寻求帮助。在郑氏个人的鼎力支持下，岭南大学得以输送园艺博士黄昌贤、经济昆虫博士郑天熙、植物病理博士林孔湘赴美深造。^［11］此外，民国廿八年（1939年）夏季，郑寿芝还慷慨资助岭南大学柑橘研究生霍葆强、刘绍炽等人赴美，专攻柑橘运输储藏、柑橘制造加工等技术的学习。^［12］

在岭南大学的关照与感召下，黄昌贤、郑天熙学成归国之后，皆服务于岭南大学柑橘试验场，进而提升了柑橘试验场的研究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霍葆强、刘绍炽等研究生尚未学成归国之际，农学院教授便开始公开呼吁各方予以关照，为他们将来从事柑橘研究提供便利。岭南大学笼络、珍惜柑橘专精人才的付出，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募资输送柑橘人才出国深造之外，岭南大学还在提升本校柑橘试验研究水平方面倾注了不少精力。岭南大学校内刊物不仅多次刊发本校柑橘试验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还注意搜罗、刊登国内外其他学者关于柑橘研究的学术研究。^［13］可想而知，上述举措无疑是有助于岭南大学在柑橘试验方面的科研水平的提升。

其五、集中科研力量开展柑橘黄龙病的研究。抗战时期，除了将柑橘试验研究目标落脚在柑橘优良品种的搜集、柑橘栽培法的合理改善、肥料的经济实用、风害的防御、采摘包装存藏的改进以及寻常病虫侵害之防治等事项之外，岭南大学还将柑橘试验研究的科研重心，投向对柑橘种植危害性极大的黄龙病防治的研究上。黄龙病，又称黄梢病，“原来只发生于广东潮州，后来随着潮州柑传到福建龙溪地区，三十年代末又传到福州地区”^［14］。关于抗战时期的黄龙病的危害，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曾根据柑橘试验场周边的病害情况指出，“（黄龙病）蔓延之广，及其危害之速，谈之触目惊心。柑农之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即统计本场附近所植五年以上之柑橘，罹病者超乎半数。预计五年之后，恐潮阳溪头一带万千之柑树将尽数消灭。”^［15］

为尽快解决这一能够对南中国柑橘种植带来灭顶式威胁的植物病害，岭南大学柑橘研究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全场科研力量集中于黄龙病的病原与防除之法的研究上。与此同时，岭南大学还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在潮安、普宁以及乐昌等地展开分头研究，以期尽快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进而早日解柑农燃眉之急。事实上，后来中国柑橘黄龙病的病原溯源与防除之法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是在岭南大学所培养的柑橘研究留洋人才林孔湘的主导下，方取得重大进展的。^［16］

结语

潘德顿博士（Dr.Pendleton）曾在《广东省土壤调查报告书》中强调：“图农业之进步，改良品质，增加生产，非赖科学研究不可……表征工作在推广之先，尤须预行试验，作切实之证明。”^［17］抗战期间，为了能够对国家农业经济生产贡献力量，岭南大学不畏道路梗塞、物价飞涨、努力克服物资紧缺、生活艰苦等不利因素，积极争取政府资源以及民间力量的支持，大力加强柑橘试验研究。期间，岭南大学不但广发搜罗柑橘品种、开创性地成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柑橘试验场、还培植了诸如林孔湘、黄昌贤、郑天熙等诸多资深柑橘研究精尖人才，这为广东乃至南中国柑橘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以及柑橘业日后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附注：本文参考借鉴了李沛文《本校柑橘试验场之成立经过及其工作》。

注释：

［1］［8］［9］［10］［13］［15］李沛文：《本校柑橘试验场之成立经过及其工作》，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岭南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20、21、21、21、20、21页。

［2］邵晓军：《<岭南农刊>的办刊历程及其社会影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3］相关内容可参见《岭南农刊》1934年第1期。

［4］［5］［6］［7］［8］李应林：《廿七廿八两年度校务概况》，庄泽宣编：《抗战期间的岭南》，岭南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13、13、13、13、13、13页，

［11］［12］华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华南农业大学校史》，广东科技出版社，1999年，第82、82页。

［14］［16］林孔湘：《柑桔无病虫栽培》，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17］康德著，李锦厚译：《农事试验之效益》，《岭南农刊》193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