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岭南大学迁到粤北办学。学校秉承自主办学的宗旨，得到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同。外籍教师虽然没有参与在粤北的办学，但学校得到了他们广泛的支持。李应林校长为追求自由办学，不顾个人情面。 为改善办学条件，岭南大学在粤北重建了医学院。

关键词：岭南大学；自主办学；外籍教师；自由办学；医学院

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历史是冒着炮火履行教育救国使命的历史，是一段不应被忘却、理应镌心铭骨的伟大国家记忆^［1］。其中岭南大学在粤北办学的历史相去不远，却尘封已久，几近湮没无闻。有关其办学的具体情形，有的以讹传讹，有的疏略不传，也有的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刻意褒贬、相互矛盾、夸大失实之处，完全有必要加以叙录、辨识和补充。

一、岭南大学在粤北秉承自主办学宗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战火蔓延至香港各机关、企业和学校，当时迁至香港办学的岭南大学在仓猝中疏散并停学。校长李应林于1942 年1月4日逃离香港，秘密回到内陆。1月22日，李应林抵达韶关，准备在粤北恢复岭南大学的办学。

由于日寇迅速占领香港，岭南大学除银行存款外所有的资产都没有转移，全部落入日寇之手。李应林来粤北复校，完全是“白手起家”，复校所需要的资源，基本上依靠政府、社会和热心人士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岭南大学因经济上的依赖性，是否还能秉承自主办学的宗旨？有些回忆性文章说李应林刚到韶关筹备复校时，就接到了多年来支持岭南大学办学的美国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基会”）来电，称“只补助农学院经费，大学停办 。”^［2］。笔者认为这些材料不可信。理由如下：

（一）当时美基会不知李应林和岭南大学的情况

李应林来粤北是秘密进行的，到韶关后才公开露面，美基会不可能知道李应林的行踪。既然不知行踪，又哪来的来电？美基会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李应林到了粤北，甚至知道岭南大学准备在粤北复校呢？至少要到1942年1月30号。这天李应林在韶关（广东省战时省会）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各报都刊载了其谈话，岭南大学师生才知学校“决定在粤北继续办理”^［3］，美基会最早也应是这时才知道岭南大学的情况。而美基会知晓岭南大学相关情况最有可能的时间是1942 年2月7日，李应林离开韶关赴渝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禀报岭南大学在粤北复课准备情况，他在重庆“曾托‘中央’广播电台播电给美基金会传达本校消息”^［4］。美基会只有知道岭南大学和校长李应林的相关情况后，才可能来电。

（二）美基会不会强迫岭南大学停止办学

美基会如果有来电，也不可能指令甚至威胁岭南大学必须停办，最多是协商性的建议，即让岭南大学自己决定是否暂时停办，因为美基会收到李应林委托“中央”广播电台的专电后，即给准备在粤北复学的岭南大学汇来资助经费（当时李应林还在重庆，收到岭南大学驻韶办事处的报告说美基会有款汇到^［3］。再者，美基会也无权决定让岭南大学停止办学——1926年12月，岭南大学收回学校主办权后，能决定是否办学的只有校董事会，且岭南大学的办学经费只有一部分由美基会提供。

（三）李应林在粤北复校办学的回忆材料中未提及

李应林在1942年曾撰写了一篇长文《香港沦陷之本校：应变·迁校·及筹划复课经过报告》，发表于《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第一期。在这篇文章中，李应林详细回忆了初到粤北筹划复校办学的情况（见文中“到了粤北”和“赴渝接洽结果”两节），只字未提美基会要求岭南大学停办，如果真有此事，李应林应该会在文中提及。

综上所述，李应林到粤北即接到美基会来电，要求岭南大学停办的材料不可信。

还有些回忆材料称李应林于1942年2月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借款复校。教育部答复：“改国立，全部经费教育部包起，不改国立，教育部一文不借。”^［4］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欲乘机逼岭南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以壮大其派系声势^［5］。这些材料同样不可信，主要理由有：（1）上述材料有个明显的错误就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不是陈果夫；（2）陈立夫不会说“改国立，全部经费教育部包起”之类的话，因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非常紧张，不会全部“包起”某一所高校的办学经费，即便是教育部长陈立夫也不敢讲这样的话；（3）岭南大学并没有改为“国立”，但国民政府不是“一文不借”，还是拨给岭南大学校舍建筑费及临时补助费57万元，拨给岭南大学医学院专项补助经费10万元^［6］；（4）陈立夫不可能强硬要求岭南大学办学体制改为国立，因为岭南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权时曾与美国纽约基金会协议，确立了“私立的、基督教的、国际的、华人主权的”^［7］办学体制，要改变协议，不是陈立夫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的；（5）当时岭南大学的校董会主席是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孙科，还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对于岭南大学“素所关怀，遇事赞助”^［8］，陈立夫应该不会不与这两位国民党大员商量，就把岭南大学从“私立”改为“国立”；（ 6）抗战爆发后，美基会副董事长H.B.Hoski在李应林的陪同下赴汉口谒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面陈中国教会大学为中美交往所起到重要桥梁作用，以及战时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定位，陈立夫表示赞同^［9］；（7）1943年4月全国基督教协会大会在重庆召开，陈立夫对于“基督教大学在战时能屹立不摇，备加赞许”，并认为“过去国内私立大学本占多数，现时期除基督教大学而外，私立大学之能继续存在者寥若晨星，此数年间基督教大学之贡献亦有相当成绩，实有维持之必要” ^［10］。

综上所述，陈立夫不可能逼迫岭南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二、岭南大学在粤北办学得到外籍教师广泛的支持

岭南大学在师资方面得到美、英两国的大力支持，美国纽约董事局、美国长老会派遣了大批美籍教师来 到岭南大学，英国伦敦布道会也派遣了一批英籍教师。其中香雅各、梁敬敦、高鲁甫、包令留、聂雅德、嘉惠霖、麦丹露、莫古黎、富伦、麦克福、贺辅民、祈理、路考活等人在抗战爆发前一直在岭南大学工作。岭南大学从香港内迁粤北，这些外籍教师基本上没有追随来到粤北，如从 1943 年第一学期岭南大学行政人员一览表 中可以看到外国语文系主任路考活、历史政治学系主任包令留、理工学院院长富伦、物理学系主任聂雅德都是在假^［11］。

是不是岭南大学迁粤北后，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条件艰苦又受到战争威胁，这些外籍教师不愿或不敢来 粤北呢？答案是否定的。

1938年10 月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美国顾问香雅各担任广州难民区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广州四周开设了5个救援中心，岭南大学迁港后，校园就成为难民救援中心之一，岭南大学外籍教师在香雅各的带领下，留守校园（康乐园），“悉力从事救济难民工作，任劳任苦，无怨无尤。”^［12］后来战事趋缓，岭南大学停止了救助难民的工作，一部分外籍教师便追随岭南大学在香港办学，还有部分外籍教师留守在广州的校园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日本成了交战国，在中国沦陷区的美国人失去了保护和自由。在香港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及其家属被日本人控制，他们先被软禁在城里的一家旅馆，后被拘禁于赤柱集中营。这些人包括梁敬敦夫妇、包令留夫妇及女儿、聂雅德夫妇及女儿、富伦、路考活、白朗、纪素和高维亚等人^［13］。（葛特理逃脱日本人的控制，加入香港义勇军，后成了战俘）这部分外籍教师于1943年上半年交换回国。留守在广州校园（康乐园）的香雅各、贺辅民教授、嘉惠霖夫妇、麦丹露夫妇、嘉理斯夫人等被软禁在校园内住所（嘉理斯被软禁在伦敦布道会），1943 年1月底，他们被送到宝岗宣道会集中营，与其他美国人拘禁在一起。其中麦丹露教授在集中营患不治之症，于1943年6月12日忧愤长逝。弥留时谓人曰：“请告知李校长：我甚愿追随各位再造岭南！”^［14］这部分外籍教师于1943年12月交换回国^［15］（少部分人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

外籍教师没有参与岭南大学在粤北的办学完全是因为他们被日军扣押和拘禁，失去了追随岭南大学播迁办学的可能。事实上，这些外籍教师并不是怕苦，也不是怕死，他们表现出对岭南大学同仁教育救国的同情和支持，时刻关注着岭南大学在粤北的办学，并等待时机重回岭南大学工作。如老恩赐、路考活、祈理被交换回到美国后，马上筹划重返中国。路考活于1943年3月动身，备历险阻，于 8月20 日抵达粤北曲江岭大村，除仍任外语系主任，还代理图书馆主任^［16］。香雅各也于同年10月返华。“其他美籍教授，多数因交通关系仍留美国，未能回校服务。惟对本校校务进行，及各同事近况异常关切”^［17］。农学院院长鲁高甫（岭南大学同人皆戏称之“高老虎”）1943年给李应林来信云：

弟之再赴基立森也，幸得邂逅大部分新从中国沦陷区撤回之岭南教授，藉告一切。因而荣念岭南际此空前大时代当中，诚不知上帝将以如何意旨使能完成其伟大之任务。然从各教授口述，则足下及其无数忠诚同伴——教职员及学生，与乎各岭南旧同学，在艰苦中奋勇前进，措学校基础于磐石，屹立不摇，使弟无限感奋。犹遗不望远，并知异域故人亦无时不在抖擞精神，本一贯之努力期为岭南奋斗到底然也……倘有机缘，弟及内人皆愿再来中国服务，为中国，为世界谊当如此。^［18］

由此可见，这些外籍教师对岭南大学是非常有感情的，由于战争的阻隔，即便他们身处太平洋彼岸，也时时念及迁播于粤北的岭南大学之安危以及岭南大学同仁之艰难困苦，并力所能及地想办法帮助岭南大学。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表彰长期在华工作的外籍教师，授予他们久任奖金，岭南大学各在美教授来函，愿将所得奖金全部捐给岭南大学，由岭南大学妥为支配^［19］。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已经重返中国的香雅各急从西南大后方赶回岭南校园，因为他一直担心日本投降后，无人照看的岭南大学校园会遭洗劫，当他回到魂牵梦萦的校园时，眼泪不禁掉了下来^［20］。岭南大学外籍教师都想尽快返校工作，却受阻于尚未  恢复的国际交通，但龚约翰夫妇、钟爱华夫妇还是想方设法回到岭南大学，随后包令留、嘉惠霖、富伦、嘉理斯、贺辅民和聂雅德等人也返回了岭南大学。

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外籍教师没有参与在粤北的办学，是因为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拘押和囚禁，失去了人身自由，否则他们肯定会追随岭南大学来到粤北工作。

三、李应林为追求自由办学不讲情面

李应林能够从香港脱身逃到粤北，其中有一个人对他帮助甚大，那就是与他共事岭南大学的教员卢惠风。卢惠风是李应林从广州青年会带到岭南大学来的，任文书组主任。香港沦陷时，日寇想要岭南大学成为受其控制的大学，胁迫李应林为其奴化教育服务，派人四处打探。李应林到处躲藏，东食西宿，行踪不敢让 人知道，仅通过司徒卫（附中校长）、谢昭杰（总务主任）对外联系。如何逃出香港是最迫切的问题。经过考虑，他找到卢惠风。卢是东莞清溪人（清溪距香港不远），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悉。

1942年元旦，李应林趁日军放假庆贺节日，在卢惠风的护送下，雇一小艇从香港岛渡海回到九龙，然后二人化装成劳工瞒过日军的检查，经历重重险阻，来到东莞卢惠风家，休整了一个星期，再由卢惠风陪同，抵达韶关。二人经此磨难，可谓患难之交，关系更加深厚，李应林到韶关后，即任命卢惠风为复校筹备处主任。

岭南大学在粤北复学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学校饬派一人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务班受训。由于卢惠风原兼国民党岭南大学直属区党部书记，岭南大学自然派他去受训。不料受训归来，人却变了，卢惠风回到学校大肆鼓吹改国立好，并积极筹划在大学、附中建立区分部，发展国民党员；要求开设三民主义课程， 由他本人讲授这门课；还宣扬陈立夫的“唯生论”，拉拢几个人一唱一和攻击教务长、总务长和某些教授；与广东省党部关系密切起来，常去请示、汇报，省党部也常派人来校“指导工作”。

“卢惠风的这些举动正触李应林所大忌。”^［4］李应林秉承岭南大学传统，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和学术研究自由，讨厌国民党那一套“文书政治”和“后台政治”，对蒋介石和陈立夫搞思想统制、在大学搞派系斗争和特务活动深恶痛绝，因而对岭南大学的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很不感兴趣。岭南大学国民党直属区党部的地位与其他高校相比，差了很多，它不独立于岭南大学行政之外而是附属于行政之中。区党部书记由校文书组主任兼，仅形式上通过选举。区党部之下不设区分部，没有中山室等活动场所，上头发下来的宣传品统统归档，不再下发。李应林虽是区党部监委，但向来不监不察，你不找他，他就不问，几年都不开一次监察会。有些非应酬不可的事情问到他，他总是尽量缩小其影响。岭南大学学生中有三青团员，却一直没有三青团（国民党直接控制的青年政治组织），这也是因为李应林对此不“上心”，有人提议在岭南大学成立三青团筹备委员会，他说先派人到中山大学学习，得到经验再办理，结果直拖到抗战结束，岭南大学复员广州了，也没能成立起三青团组织^［4］。

李应林见卢惠风深受国民党训育思想的影响，成为岭南大学直属区党部最活跃的骨干，如果再让他在岭南大学工作，会妨碍岭南大学自由办学的优良传统，于是在 1943 年第一学期末，正式通知解聘卢惠风，卢惠风的任期至1943年6月止。

在岭南大学还有一个同李应林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很反感的容启东教授。容启东是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44年被选为部聘教授出国讲学。因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容启东予以拒绝，放弃了出国的机会及部聘教授职衔。李应林对此极为欣赏^［4］。岭南大学复员广州后，李应林任命容启东为岭南大学预算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岭南大学行政核心机构。

从对卢惠风失望、解聘和对容启东的信任，可见李应林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态度，也可见李应林坚持自由办学的情怀。

卢惠风离开了岭南大学，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党部的信任和重用。他潜回广州，担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员，经常往来广州、东莞两地为美军刺探情报，1945年1月在广州被捕，遭到日军杀害。卢惠风离开岭南大学后的遭遇是李应林没有想到的，他可能感到卢惠风之死与自己将他解聘有直接关系，于是抗战结束后，岭南大学为卢惠风印发了“遇难”的宣传品，表彰他“为国牺牲”^［21］。这大概是李应林用以报答卢惠风曾经的患难交谊之举吧。

四、岭南大学在粤北重建医学院

岭南大学医学院是在博济医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4年，岭南大学在博济医院基础上成立孙逸仙纪念医学院，1936年又与私立夏葛医学院合并，改称岭南大学医学院。医学院学制6年，由黄雯任院长。

1938年10月日寇进攻华南，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办学，医学院由此进入了一个四处分散办学的时期。因图书仪器关系，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经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准，在江西中正医学院借读，岭南大学派陈心陶教授、助教黄启峰前往中正医学院，协同授课。医学院四年级学生作为借读学生旁听香港大学的医疗课。 五六年级部分学生在黄雯院长率领下到粤北的曲江做医疗援助工作，并借用循道医院恢复上课，其他学生借读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国立医院^［13］。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岭南大学被迫再次疏散停学。1942年秋，岭南大学在粤北复课，随即制定了该年度第二学期的复课办法，其中医学院一二三年级旧生暂在国立中正医学院上课（借读江西国立中正医学院各年级者计共62 人，内含香港大学一年级学生4人，二年级学生6人，三年级学生5人），四年级学生于11月16日正式复课，因需要医院实习，征得河西循道医院长同意（笔者注：河西循道医院即现粤北人民医院的前身），在该院复课实习（计17人，含香港大学学生11人），五年级学生完成实习后，派往内地各医院实习（共计10人）^［22］。据《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报道：

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卅一学年度与国立中正医学院合作，学生六十二人，在江西永新国立中正医学院上课。四五年级则借用韶关河西循道会西医院复课，学生十八人，六年级学生十人，分在各医院实习。院长黄雯博士辞职，由教务长林树模博士兼任。^［22］

医学院院长黄雯于1938年任广东省卫生处处长，在安顿好医学院学生的复课和见习实习后，他辞去了院长之职，来到抗战前线，全力做好卫生处处长的工作，组织随军医疗队配合前线突击队作战。

随着岭南大学校本部在曲江大村安顿和稳定下来后，校园建设不断得到拓展，办学条件日益改善，各学院的建制逐渐得到恢复。1943年6月，经岭南大学校董会决议，1943年度第二学期医学院一、二、三年级学生全部由江西迁回。一年级学生在校本部“岭大村”上课，二年级学生第一学期原本决定在坪石农学院上课，第二学期及三年级是否在岭大村上课则视实际所宜再定^［23］，后又决定医学院二年级也在岭大村上课，医学院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在韶关河西医院上课^［24］。这说明当时岭南大学医学院在韶关的上课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岭大村，一个是城区的河西医院。

但到1944年度第二学期，情况就不同了。据岭南大学校报第七期《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近况》载：

医学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年级课程，因解剖及临症实习关系，俱与循道会西医院合作，乃于卅二年十月在该医院北边觅得地址建筑院舍四座。址南为解剖室一座，可容四十人；东为实验室一座，楼上设病理学及细菌学实验室，西方院南楼上为女生宿舍，可容二十四人，楼下为礼堂及膳堂，可容九十六人；北方为男生宿舍一座，楼下可容三十六人，楼上南段亦为男生宿舍，可容二十四人，楼上北段为课室，可容四十人。此外尚有接待室、厨房、浴室等，全部工程已于卅三年二月落成，三月一日已正式开课。现有男女生共六十四人在此新址住宿上课，员生齐集一堂，互相研究医理，此为廿七年十月广州院址沦陷后第一次筹备之院址。关于各科设备，亦积极购置。解剖材料已得当地政府协助供给应用。贵重仪器去年由香港抢运多件，现在计有显微镜十架，切片机二架，供给学生实习。其余玻璃及钢铁器具，俱在附近地带购置或定做。各科医书约有一百廿本，杂志廿六本。此后仍计划添置所需各种设备，以求在华南办理一有规模之医学院。^［25］

又据岭南大学《校董常务会议纪录》所载：“医学院近在韶关河西建筑校舍四座。现已竣工，二、三、四、五年级均已迁新校址上课。”^［26］ 

又据当时岭南大学医学院学生伍汉邦回忆：

（1944年）夏季，整个粤北已经十分紧张，人心惶惶，不少师生趁放暑假就纷纷自行撤离。秋季开学时，回校的师生不多。岭南医学院情况更感萧条。九月初我和区宝祥、梁贵尚等同学回到韶关岭大医学院院部时，才知道院长及大部分教师已经离去。回到学校的师生员工不足二十人。且群龙无首。我们将何去何从？真是十分徬徨。^［27］

伍汉邦还回忆道：

校长李应林及岭大的主要领导骨干，还坚守在校本部……他们也没有忽略远离在韶关的医学院。李校长千方百计，在兵荒马乱中，物色到一位从欧洲回来的外科专家马汝庄博士，任命他为岭南医学院代院长，在这危难关头委托给他主持岭南大学医学院的重责。只见他一到任就搬到医学院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找我们了解对他来说是一无所知的医学院，与我们商量如何应付时局，如何在困难中复课。他又带领我们到河西循道医院去亲自作临床诊治示范^［27］

伍汉邦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到“岭南医学院”“韶关岭大医学院”。

综上所述，可见岭南大学于1944年在韶关重建了医学院，改变了过去低年级学生在“岭大村”上课，高年级学生借河西医院实习的分散状况。

此外，据黄兴宗回忆，1944年4月来韶关访问的李约瑟肚子感到不适，住进了河西医院，“这是岭南医学院的附属单位，以此观察他肚子的情况。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们访问了岭南医学院”^［28］。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大学不仅在韶关建成了医学院，还与河西医院密切“合作”，使之成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当时岭大医学院是华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医学院，聚集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教学科研底子雄厚，唯一所缺的是教学实习基地。而曲江循道医院，内设儿科、外科和妇产科，床位达150多张^［29］，刚好能够弥补岭大医学院没有教学实习基地缺憾之事。同时岭大医学院能够为循道医院提供一批临床医学骨干，大大提升了医院的诊 疗水平。二者都有西方教会支持的背景，相互间的合作可谓是强强联手，互利双赢。由于河西医院成了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学院院长马汝庄能随时自主地“到河西循道医院去亲自（为医学院学生）作临床诊治示范”。

1945年1月，日寇进占粤北，岭南大学医学院在马汝庄的带领下，随校东迁。但河西医院没办法搬迁，后来脱离了岭南大学，又成了粤北地区独立医院了。“可惜当时在医学院亲临其境的人不多，而今天犹在人间的就更少，这段历史也就有可能永远湮灭了。”^［27］

岭南大学在粤北的办学历史体现出先师们教育救国、为国育才的担当精神，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追求自主办学，崇尚学术自由，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不改初衷，因此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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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孔副院长关怀本校［N］.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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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应林.李校长渝蓉公毕归来报告出席各会议经过［N］.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07-01（7）.

［11］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卅一学年度大学行政人员一览表［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04-01（6）.

［12］李应林.本校迁港复课经过［M］// 抗战期间的岭南.岭南大学自印本，1946：4.

［13］李瑞明.岭南大学［M］.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自印本，1997：104-106.

［14］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 . 沉重追悼会［N］.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2-31（4）.

［15］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广州美籍教授回国［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2-31（5）.     

［16］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路考活博士返校服务［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0-01（2）.

［17］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教职员去函慰问美教授［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0-01（2）.

［18］鲁高甫.鲁高甫教授函候同工［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2-31（5）.

［19］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美教授捐久任奖金［N］.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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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今年医学院复课情形［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2-11-01（2）.

［23］岭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校董会第二次常务会议［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07-01（8）.

［24］岭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大学秋季招生分曲江、桂林、澳门三区办理［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3-07-01（8）.

［25］岭南大学校报编辑组.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近况［N］. 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4-04-13（7）.

［26］岭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校董会常务会议纪录［N］.岭南大学校报（曲江版），1944-04-13（3）.

［27］“大村岁月”出版组.大村岁月［M］.“大村岁月”出版组自印本，1998：18.

［2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抗战期间粤地教育历史纪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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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此文已发表在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4 年 4 月 第 45 卷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