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经济学家、教育家，他和郭大力于1938年合作翻译的首部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在当时引发广泛影响，并持续流传至今近9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认为两位翻译家也是社会学者，非常推崇他们的学术造诣和高尚品格。王亚南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开始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目标奋斗一生。
1940—1944年，他面对灼灼燃烧的抗战烽火，任教于内迁粤北小镇乐昌市坪石镇的中山大学，不惧硝烟炮火，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救亡图存、匡时救世。他运用《资本论》这部批判资本主义的钢铁巨著，与中国社会和时代主题相结合，锻造成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中国经济原论》，以“中国化的《资本论》”剖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和时代特征。他以笔耕不辍的一人之学术灯光，以坪石小镇的一域之真理星火，汇聚在亿万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壮阔史诗中。
一、翻译家
王亚南是一名呕心沥血的翻译家，将《资本论》的思想火炬传递到中国。《资本论》的翻译源于一场偶然而美丽的相遇，终于10年呕心沥血的磨炼。王亚南1927年参加北伐军，投身大革命，失败之后也曾失望迷惘、穷困潦倒。1928年他寄住杭州大佛寺，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与同样际遇的郭大力不期而遇，两人商议共同翻译《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时40年心血所著,1867—1894年分为三卷出版，被誉为推动世界的十大思想巨著之一。该鸿篇巨制，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史料丰富，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受白色恐怖、抗日战争的外部影响和翻译工作经验不足等内在局囿，王亚南和郭大力的翻译工作几经周转、几度中断。但他们秉着过人的执着和不屈的毅力，突破语言障碍和理论局限，历时十年，终于在距离原著出版71年后的1938年，完成180万字的首部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共三卷），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资本论》发行同样几经周折，当时上海已然沦陷，无法发行，除宋庆龄、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购读外，大部分从上海转至香港，再转广州发往大后方，遭受国民党的层层查禁，仍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进步青年等先进群体流传（另种说法是从上海转至昆明，再转大后方）。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伪装运输、秘密交通员护送、分段传递等方式将该译本运输至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掀起了学习热潮。毛泽东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研读《资本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伦理法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将《资本论》作为案头书和藏书，所藏的两套中文全译版皆为王亚南、郭大力翻译，一套是1938年首版，一套是1968年人民出版社版本。
二、传播者
王亚南是一名弦歌不辍的传播者，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追求。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王亚南便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在1940—1944年中山大学内迁粤北坪石镇期间，他冒着炮火弹雨的抗战烽火，坚持在七尺讲台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王亚南的“高等经济学”课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剖析旧社会的黑暗实质和剥削阶级的罪恶暗本性，深受学生欢迎。他上课时连教室窗外都站满了人，甚至远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中大农学院学生也前来旁听。
除教学传播外，王亚南还在课外积极与学生交流互动，为解答学生疑惑，经常不辞辛苦，晚上从家里提着油灯过河走到校舍。在篮球场大小的狭窄广场，王亚南和进步学生组建了学术自由的小天地，经常一起交流研讨《资本论》，谈论抗战形势和战时经济。1942年，王亚南创办出版刊物《经济科学》，搭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播研究的平台，不仅自己带头在刊物研讨经济问题，还提携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发表文章。《经济科学》刊发文章包括商业资本、政治学与经济学、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等敏感尖锐的话题。很多学生听了王亚南的课，看过王亚南的书，参加王亚南的学术交流，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或投身共产主义革命洪流，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
三、开拓者
王亚南是一位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将《资本论》中国化为解剖时代的利器。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之前，主要从事翻译和传播工作，“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根据这个体系，把它伸拓到一切社会科学方面，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他不是教条式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条文，而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如《资本论》的商品、价值、地租、利润等观点，分析当时中国经济上层建筑的实质，剖析黑暗社会和剥削阶级的本质。
王亚南倡导：“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他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于1940—1944年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完成，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剖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开创了中国政治经济学之先河。《中国经济原论》影响广泛而深远，“是当时青年大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者，同时也是我们经济系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1998年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43年夏（另种说法是194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拜访王亚南，请教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解读为什么古代中国科技领先，但近代科学却未在中国诞生的“李约瑟难题”。王亚南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回复研究后告知。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借鉴《资本论》的框架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剖析中国官僚政治的本质，历经数年潜心研究作出王亚南解答。王亚南这一解答于1948年出版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具有开创性意义，它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国官僚政治乃至社会政治研究建立了全新的学术范式。
四、实践家
王亚南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实践家，将研究探索深深扎根在时代中国。他心系现实，从不做书斋里的空想家，不沉迷于学术象牙塔，其学术研究始终扎根于中国最迫切的土壤，旨在剖析时代，回应社会关切，解答社会难题。中山大学任教时期，他在《新建设》《时代中国》《民族青年》《中山学报》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如《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商业资本论》《当前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计划》《中国资本总论》等，均是直面现实，针砭时弊。他还重建了法学院经济学系调查处，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深入调研中山大学所在地坪石镇以及粤北乳源县，甚至桂林、衡阳、长沙等地，将学术知识和中国大地、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他“强调经济科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要求结合中国实际，寻找中国经济的发展途径。”
王亚南不仅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还鼓励扶持进步的青年学生。在中山大学法学院，他与李达、梅龚彬等早期中共党员共事，并与中共党员、社会学系讲师卓炯交往密切，共同研究《资本论》。1944年秋因战火燃至粤北，中山大学再度迁校，约200名中大师生投笔从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这离不开中共广东省临委和粤北省委的有效工作，也离不开许崇清校长、王亚南教授等进步人士营造的中大学风和思想的长期熏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回忆道：1947年他就读的武汉大学，全班24人有12人参加了地下党，就是受了王亚南及其《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的进步学术教学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中共地下党同志劝他趁中大迁校之际离开中大。王亚南听从建议，于1944年夏离开中山大学，前往江西南康、福建临时省会永安，继续中国经济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近20年，是厦门大学百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王亚南、郭大力曾于1953年、1963—1966年对1938年首版进行了两次主要修订，也充分体现了两位翻译者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
王亚南的一生是精彩多面的一生，但归结起来，就是倾其一生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传道受业解惑，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化为锐利的手术刀，解剖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本质，发掘中国经济发展途径，寻求中国救亡图存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