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可发现，王亚南的学术轨迹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特的思想路径：他既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同译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引入中国；又是“中国经济学”的倡导者，致力于构建基于中国现实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段从理论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术历程，不仅记录了一个学者的思想蜕变，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学术自主性的艰辛探索。

一、“舶来品”的科学与疏离的现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正深陷一种深重的认知困境，即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却丧失了知识上的主体性与创造力，无法将其转化为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有效工具。执教于粤北坪石中山大学经济系的王亚南教授在19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经济学界一味“消纳”英美学派、德奥学派乃至苏联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说，却无力“加工制作一个适于国人消费且满足国家需求的国产货色”。要而言之，源自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完成的舶来品”，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

这种外来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疏离，具有双重根源。一方面，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表现，其理论体系建立在西欧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上；另一方面，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本质差异。在王亚南看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最能反映现实，而又最须以现实为依据的科学”，诞生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当时仍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的中国而言，难免是疏离的、异质的。

为了揭示这种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认知困境，王亚南巧妙地化用了马克思对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如身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经济学教授，因其“小资产阶级世界”的局限，并不可避免地曲解那些异域理论一样，中国的经济学者也陷入相似的窘境。他们试图借助成熟资本主义语境下形成的理论，去剖析一个尚未真正步入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停滞于“述而不作”的状态，如鹦鹉学舌般重复外来教条；甚至陷入某种自我殖民的学术困境，即不是从中国现实出发构建理论，而是以西方理论为尺度裁剪本土经验，抑或当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时，中国学者不是反思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而是倾向于用更多的理论来掩饰理解的不足。

二、“形而上学”的沉疴及其症候

彼时中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两种畸形倾向：一是“过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将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发财致富的学问”；二是“过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演绎。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中国的流行，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陷入“常识化、技术化同时又玄学化”的怪圈。

王亚南犀利地指出，这种没有历史性格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理论掩护。这些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理论，强调“一般的真理”“在一切时代”“同一不变的真理”，恰恰掩盖了其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本质。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经济学思维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实践的各个领域，当中国学者们“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处理”时，真正的社会经济变革反而被延误了。

在王亚南看来，所谓“形而上学”的经济理论的最大的危害，在于使中国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太隔膜了”，以致于在实践上做出“许多徒劳的努力”。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相当普遍，研究者或是把政治经济学看作“纯粹与现实无关的学问”，或是当作“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最严重的是将其视为“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无关的学问”，忽略了理论研究的实践意义。当学者们沉迷于抽象演绎的学术游戏时，中国真实的经济问题却被悬置和忽视了。

三、“中国经济学”的呐喊

基于深刻的理论反思，王亚南在1941年的粤北坪石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构想。这不是要建立一门与普遍经济学对立的新学科，而是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形的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及比较的方法，以发现出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

他强调，“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使命是要“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这种经济学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看来“理应”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长期停滞在半封建状态；为什么表面上看似自由的土地买卖和劳动力流动，实际上却阻碍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

王亚南的理想，是要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体系能够“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这种经济学不仅要说明中国经济是什么，更要指明其发展方向和改造路径。他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三个前提认识：认清传统政治经济学说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意识到传统政治经济学说作为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武器的实质；明白当代政治经济学本身已处于“破碎支离的阶段”。

四、理论巨著——作为中国版《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

《中国经济原论》的诞生，标志着王亚南理论探索的巅峰成就。这部被学界誉为“中国版《资本论》”的巨著，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商品、资本、利息、利润、工资、地租等范畴进行了开创性分析。

与《资本论》研究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王亚南聚焦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挫折中的中国”。他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封建地租的特殊性、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官僚资本的运作逻辑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通过这种分析，他成功地说明了为什么表面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现象，实质上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

尤为重要的是，王亚南通过该著作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他既不盲目套用西方理论，也不孤立地就中国谈中国，而是将中国经济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考察，同时注重历史维度的延续性，探究传统经济形态在现代的转型与变异。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使得《中国经济原论》不仅成为分析当时中国经济的利器，更为后来的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创新，更在于它为中国的经济改造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基础。正如王亚南所言，真正科学的研究“是不能凭外观的现象来下判断的”。而《中国经济原论》正是透过表象，深刻把握了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运动规律。通过对商业资本、土地关系、官僚资本等关键范畴的剖析，王亚南揭示了中国经济难以走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源，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结语

从翻译《资本论》到创作《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理论探索。他不仅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落地生根，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先河。这条道路启示我们：真正的理论创新，既需要对人类先进思想的开放吸收，更需要立足本土实际的创造性转化。在今天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征程中，王亚南的精神遗产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