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被学界誉为“中国最早一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之作”，“中国式的《资本论》”。该作是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范畴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然而，这本书却写于抗战时期粤北山区的一个小镇——坪石。
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从云南澄江迁至广东韶关的坪石镇。为扩充学校师资队伍，增强学校办学实力，校长许崇清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来中大任教，他特意提到：“法学院教师需要有些补充。”在他的亲自邀请下，1940年9月，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来到坪石，在中大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
一、《中国经济原论》学术思想萌发于坪石适宜的土壤
（一）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当时中大主要由广东地方实力派掌控，他们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存在着某种分歧，有时并不完全彻底地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客观上为中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许崇清校长作风开明，学术思想进步，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学术自由传统，为中大营造了一片学术自由的天地。《中国经济原论》学术思想就是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萌发的。
（二）学术氛围浓厚。当时坪石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和青年学子，他们有着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热衷于新问题的探讨，在切磋的过程中不断碰撞出学术思想的火花。王亚南曾回忆当年的学术风气：“至若就研究的态度讲，我们在几年同事当中，每次见面必争论，每次争论必达到面赤耳热的程度，结局，他总不吝给你满意的说：‘你所讲的很对’，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言外决不忘记也给他自己满意的表示:‘我所讲的也很对。’这就是说，绝对尊重他人的意见，同时也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中大学人对待学术研究的端正态度，亦可见其时中大校园研究氛围之自由情形。《中国经济原论》学术思想就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生成的，所以王亚南曾说：“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给予我以鼓舞，并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的，是国立中大经济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同仁和同学。”
（三）学术考察区域范围宽广。当时粤北及毗邻的湖南、广西一带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北有第九战区驻防，南有第七战区驻防，这为当时的学术实践与考察提供了一个范围较大的区域和场所，使其学术考察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而是几个省份。王亚南带领中大经济系青年学子组成经济考察团，就农村经济概况及家庭经济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除了在粤北，他们还前往桂林、衡阳、长沙等地考察”，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不仅帮助他们获得了大量真实数据，增进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现状的直观认识，而且培养了他们对学习经济学理论服务国家建设的责任意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四）学术研究空间尚待拓展。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四处充斥着英美学派、德奥学派等学说，大学课堂用的大都是英美等国教材，教师授课每当“谈及构成中国经济形态的商品、价值、利润、工资、货币、资本诸基本范畴时，他们也只是生搬硬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同名目的诸基本概念，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当时在坪石办学的中大大体上也是如此。其时《资本论》全译本在市面流通较少，即使是有心想得到《资本论》全译本的教师也很难得到。没法得到《资本论》全译本，自然就无法完整系统地掌握《资本论》的理论。而王亚南是《资本论》全译本的合作译者，对《资本论》理论了然于心，具有绝大部分经济学教师所不具备的知识储备优势，最有资格将《资本论》引进中大学堂。当时中山大学对王亚南的个人简介为：“新经济学家王亚南，是湖北黄冈人。他留学日本和德国，专攻经济学。回国以后，他同他的朋友郭大力合力翻译古典经济学，从亚丹·斯密士、李嘉图，到卡尔的经济学著作都先后介绍贡献于中国学术界了”。可见，坪石中大在《资本论》及相关学术思想这块学术空间正待王亚南来开掘和拓展，所以在他的个人简介上特意突出了他与一般学人不同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由于坪石中大具备上述环境和条件，使得王亚南在此可以尽心发挥自己的学术思想；一大批学子的追随，激励和鞭策他不断开掘以《资本论》为蓝本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他在《中国经济原论》序言中说：“但假使我留在其他地方，或者留在其他大学，恐怕会是另一结果吧！”
二、《中国经济原论》起缘于坪石课堂
王亚南写作《中国经济原论》缘起于他在中大讲授“高等经济学”，是教学科研相结合的产物。他在《中国经济原论》初版的序言中提到，他最初从纯理论上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相关的经济学思想，却发现学生对该课兴趣索然。对此，王亚南进行了追问和反思：“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联。” 此后，他在授课中注重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经济形态的不正确认识，并分别予以评正” 他教学理念的转变立马见效，不但“学生没有人缺席，而且别的班甚至别的学院学生也自动来听课，他没有进课室，那里就早已座无虚席了”，经常是“讲课教室窗外都坐满了学生”。这为王亚南《资本论》研究中国化提供非常大的鼓励和动力。
三、《中国经济原论》成稿于坪石“野以轩”
《中国经济原论》是对“高等经济学”讲稿进行整理和加工而形成的。王亚南曾指出该书与《资本论》的密切联系，“全书的基本论点，是运用《资本论》中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和规律来展开说明的。”该著以《资本论》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实际情况，拓展了《资本论》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法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而中国经济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是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混杂过渡的阶段。所以，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讨论中国经济，是将中国经济列入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此外，王亚南还揭示了中国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剩余价值”的逻辑理路，指出在中国经济的资本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产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中国工人的工资、企业主的利润都不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经济中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规律，而是受到国际资本支配下的买办商业资本的侵蚀。
《中国经济学原论》虽然最终出版是在王亚南离开坪石之后的1946年，但是整本书的构思和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坪石完成的。王亚南当年在中大的同事陶大镛回忆道：“我们当年都寄住普通农舍，生活条件极差，亚南先生虽身居陋室，每天东方未白，在他那狭小的‘野马轩’里已经亮起了一盏桐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伏案奋笔，不管酷暑、隆冬，从不间断。就我所知，《中国经济原论》等许多篇饮誉国内外的佳作都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这是继1938年他和郭大力第一次完成了中文全译本《资本论》翻译后又一重要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前《资本论》中国化研究成果中最突出代表。
四、《中国经济原论》在坪石影响了大批青年学子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曾肯定地说，在《中国经济原论》的影响下，众多青年学子走上革命道路，经济系学生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人至少包括陶大镛、廖建祥、涂西畴、陈其人等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原论》“是当时青年大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者，同时也是我们经济系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路人”。
王亚南在坪石中大著成的《中国经济原论》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1946年写的《致中大经济系同学一封公开信》中提到：他在1940年以前，“虽然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了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 同时他也为当时中大青年学子进行《资本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他说对马克思《资本论》“‘求知’原不难，难在‘明变’”——即要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中国人的地位”来研究经济学，“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经济学”。后来一大批青年学子是在王亚南建立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中国经济学。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韶关学院王焰安教授、岭南干部学院王亚平老师及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恕没有一一注出）
